在阅兵中，一般正常人眼中看到的是“我草，好帅”，但有一部分人想的是“她怎么化妆了？”“她为什么穿裙子啊？”
并声称这是一个“女权”问题。

对“特定场合的仪容要求”与“性别歧视”的混淆
然而，在正常人眼里，这可能跟你学生必须带红领巾，必须穿校服，某些工作必须穿工装或者西服一样，这些同样是特定环境下的“统一着装要求”，其目的是消除个体差异，强调集体身份和职业属性。将军队的仪容要求简单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“女性必须化妆”是一种脱离语境的误读。（且不说，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谁会要求必须化妆，除非特定场合，甚至不存在强制性，这一点下面再细说。）
将这个问题简单的归为女性权力问题，是一种非常简化且不正确的思维。

“花钱花时间”并非性别问题
如果这是深层原因，那必然不是女性权利问题，只是简单粗暴的甩锅。

“诡辩”与单向度思维
说凭什么男的不化妆，这种也是诡辩，这是要求男的为什么不去做世俗中女性印象的事情。这种例子很多，为什么不留成头发？为什么不穿裙子？为什么……
这是一种典型的诡辩和单向度思维。
忽视历史语境：许多职业着装规范（包括军装）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中形成的。现代军队在接纳女性时，一方面让女性适应现有规范，另一方面也为女性设计了符合其性别特征又能保持仪式感的礼服（如裙装）。这是历史演进的产物。
追求形式上的绝对相同：真正的平等

是机会和尊严的平等

忽视对男性的要求：世俗同样对男性有大量规训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（情绪压抑）、“必须成为经济支柱”（生存压力）、“不能穿粉色”（审美束缚）等等。那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男权问题？如果只看到对女性的要求，而无视对男性的束缚，那么这种“女权”本身就是不完整的，它无法构建真正的对话和理解。

日常生活中的“化妆”是个人选择，而非强制要求
在现代社会，尤其是在大多数城市文化中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化妆，本质上是一种个人选择和自我表达，就像选择穿什么风格的衣服、留什么发型一样。

可以化，可以不化：绝大多数场合（通勤、逛街、会友等），一个女性完全有权素面朝天，这不会受到任何制度性的惩罚。她化妆的原因可能是为了“取悦自己”、“显得更精神”、“符合某个场合的社交礼仪”或“职业需要”，但很少是“不化妆就会被社会规则严厉惩罚”。
与“必须”的强制力不同：这与历史上或某些特定文化中真正的“必须”有本质区别。例如，古代某些时期女性“必须”缠足，否则无法出嫁；或者某些国家女性“必须”用黑袍罩身，否则会受法律制裁。这种带有强制力和系统性压迫的“必须”，才是女权主义真正要反对的。

特定场合的“化妆要求”是礼仪的一部分
“特定场合最好可以化妆”
职场：要求带妆或淡妆上岗，是一种职业礼仪，目的是向客户展示整洁、专业、有精神的形象。同样，男性在这些岗位也可能被要求发型利落、胡须刮净、西装笔挺。这被视为对客户的尊重，是专业性的体现，而非性别压迫。
重要社交活动（如婚礼、宴会、典礼）：在这种场合，盛装打扮（包括化妆）是一种社交礼仪，表示对活动和其他参与者的重视。同样，男性也会被要求穿西装、打领带、整理发型。

在这些情况下，要求是双向的，针对的是“角色”而非“性别”。大家遵守的是同一套为了维护场合严肃性、专业性或缺席感而存在的规则。将其单独为女性拎出来，说成是“女权问题”，是片面和割裂的。

**为什么有人会误认为是女权问题？**

虽然本质上不是，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，是因为：

历史的延续性：在过去，对女性外貌的要求确实更为严苛，且常与“妇德”等封建观念绑定。现代的一些审美要求是这种历史的残留影响，容易让人产生联想。
标准的差异性：不可否认，社会对女性外貌的“要求”或“审视”通常比对男性更细致、更严苛。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在容貌管理上，这构成了某种隐性的“颜值税”或“粉红税”。这种不平等的审视强度是值得讨论的性别议题。
感受的个体差异：对于某些女性来说，可能确实感受到了“不化妆就不自信”、“不化妆会被同事议论”等无形的社会压力。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它的性质是弥漫性的社会审美压力，其根源是复杂的资本商业文化、媒体宣传和社会观念，而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“权利被剥夺”的问题。

最后：
性别差异，不等于权力矛盾。
平等与权力并不体现在这些方面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。

在情绪化的舆论场中，能够穿透标签和口号，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本质，是推动社会理性讨论的宝贵品质。性别平等事业的进步，需要的正是这种建立在理解与尊重基础上，而非对立与批判基础上的建设性对话。
将讨论的焦点从这些核心议题，转移到“阅兵女兵该不该化妆”这类符号性的问题上，反而会模糊真正的矛盾，消耗公共讨论的精力，无助于推动真正的性别平等。
这就是一种“简化的思维”和“甩锅”。